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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部分

时间:2018-05-16 13:35:27    阅读: 次    来源: 看盟文学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一一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一一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
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揅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
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揅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鐍之以俟他曰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十一年一月十八曰启超自述。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 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一一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一一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一一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二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一一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赓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此目的地辽远无垠,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譬犹涉涂万里者之仅蹞一步耳。于是前代之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如是递遗递袭,积数千年数万年;虽到达尚邈无其期,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一日;含生之所以进化,循斯轨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率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
三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帐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
四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 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何以谓竟无一史?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不宁惟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后事,仅得六十三字。 其简略不太甚耶?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其结果令全国思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此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隋书》,新、旧《唐书》,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如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亦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元史》、《明史》,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又如汉之攘匈奴,唐之征突厥,皆间接予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巨。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遍读汉、唐、明诸史,其能导吾以入于此种智识之涂径者,乃甚稀也。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
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例如:
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
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
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
外来蛮族一一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者凡几?其来历何如?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一一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
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一一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
统治异民族及被统治于异民族,其成败之迹何如?
阶级制度一一贵族、平民、奴隶之别,何时发生?何时消灭?其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国内各种团体一一例如家族团体、地方团体、宗教团体、职业团体等,其盛衰兴废何如?影响于政治者何如?
民治主义基础之有无?其久不发育之故安在?
法律因革损益之迹何如?其效力之及于社会者何如?
经济基件一一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
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7.
经济制度一一例如货币之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
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影响于经济者何如?
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
中国语言文字之特质何在?其变迁何如?其影响于文化者何如?
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
宗教信仰之情状及其变迁何如?
文化之继承及传播,其所用教育方式何如?其变迁及得失何如?
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各时代进展之迹何如?其价值何如?
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
上所论列,不过略举纲领,未云详尽也。要之现代之史,必注目于此等事项,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然后史之为物,乃与吾侪之生活不生距离,而读史者乃能亲切而有味。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浚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种方法,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而人类所以优胜者,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导、暗示,亦无以加乎其旧。人类不然,先代所指导所暗示,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兰人、英人等,每当基督诞节,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华克拿之剧,多取材于此等传说。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试观老聃之谈道,孔子之赞《易》,乃至秦汉间人所造之小学书,皆最喜用韵,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犹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赜,势难悉记,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曰益发达,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诗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诗经》三百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
《玄鸟》篇一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长发》篇一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斾,有虔秉钺。……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殷武》篇一一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生民》篇一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公刘》篇一一笃公刘,匪居匪康。……迺裹糇粮,于橐于囊,……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迺理。……
《六月》篇一一六月栖栖,戎车既。……俨狁孔炽,我是用急。……俨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俨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原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 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谘以决焉。 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 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 《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 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 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 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目“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 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 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
《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溥遍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幾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
《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 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干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搆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盛、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晔、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蒐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幾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义]。……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又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文史通义?书教篇》。)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其论至痛切矣。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最有名之马、班、陈、范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自命,思与学者争席。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自兹以往,习为成例。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例如房乔、魏徵、刘昫、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余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刘知幾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滔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方苞撰《万季野墓表》。)此言可谓博深切明。盖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其近代史学,亦因置史官而渐衰敝。则史官之性质,今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荀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幾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力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滦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胶,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暸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著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支?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元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幾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窾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馀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蒐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礼、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歧《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街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蒐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余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驷、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颁、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听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箚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奋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幾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挾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与邵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余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箝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网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埼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干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義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箚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蒐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释>[译]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
《汉书?艺文志》 一一部 四二五篇
《隋书?经籍志》 八一七部 一三二六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八八四部 一七九四六卷
《宋史?艺文志》 二一四七部 四三一○九卷
《通志?艺文略》 二三○一部 三七六一三卷(图谱在外)
《文献通考?经籍考》一○三六部 二四○九六卷
《明史?艺文志》 一三一六部 三○○五一卷(限于明代人著作)
清《四库书目》 二一七四部 三七○四九卷(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箸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第三章 史之改造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间?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馀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奧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一一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巳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一一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一一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坐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一一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余。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阨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一一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一一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一一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弒。(《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闵二年《穀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余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分去尔许篇幅,则亦曰借以奖厉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郑樵之言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通志?总序》。)此言可谓痛切。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蒐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无所谓侧隐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则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末由见。试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态,犹觉甚难,而况史也者,积千万年间千千万万生死相续之人,欲观其继续不断之全体协同动作,兹事抑谈何容易!史迹既非可由瞑想虚构,则不能不取资于旧史;然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文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又如电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昔顾炎武论春秋、战国两时代风尚之剧变,而深致叹息于中间百三十三年史文之阙佚。(《曰知录》卷十三。)夫史文阙佚,虽仅此百三十三年,而史迹之湮亡,则其数量云胡可算?盖一切史迹,大半藉旧史而获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吾侪今日所需求者多不相应。吾侪所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摈弃而遂湮没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余之芜城废殿,从瓦烁堆中搜集断椽破甓,东拚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又不惟残缺之部分为然耳,即向来公认为完全美备之史料,一一例如正史一一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而不然者,则吾史乃立于虚幻的基础之上,而一切研索推论,皆为枉费。此种事业,其艰辛亦与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两种劳作,一曰蒐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一一劳多而获少的。虽然,当知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此等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今宜专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畲,以待后人之获。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劳费以为代价,然后他部分人之劳费乃可以永节省。此吾侪今日应有之觉悟也。此两种劳作之下手方法,皆于第五章专论之,今不先赘。
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此例求诸古籍中,如《老子》,如《论语》,如《易传》,如《墨经》,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笋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乎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 、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而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了。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昔自刘知幾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善乎黄宗羲之言曰:“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语。)

第四章说 史 料
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一一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天文学所研究之对象,其与吾侪距离可谓最远,然而斯学之成为科学最早,且已决定之问题最多者,何也?其对象之为物较简单,且以吾侪渺小短促之生命与彼相衡,则彼殆可指为恒存而不坏。治此学者,第一无资料罣漏之患,第二无资料散失之患,散成功最易焉。次如地质学、地文学等,其资料虽趋复杂,然比较的含固定性质,研究亦较易。次如生物学等,蕃变之态益甚,资料之选择与保存渐难矣。又如心理学等,其资料虽俯拾即是,无所谓散失与不散失,然而无具体的物象可指,且其态稍纵即逝,非有极强敏之观察力不能捉取,故学者以为难焉。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而证据散失之涂径甚多:或由有意隐匿,例如清廷之自改《实录》;(详第五章。)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又斯学所函范围太广,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或竟熟视无睹也。合以上诸种原因,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蒐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缐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一二事如此,他事则亦皆然;现代且然,而远古更无论矣。
孔子有言:“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者,H.H.Bancroft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蒐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各家庭之案卷帐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方人所能学步。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吾故于此章探索史料之所在,且言其求得之之涂径,资省览焉。
得史料之涂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
(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 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则现代史迹一一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吾侪居常慨叹于过去史料之散亡,当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吾侪今日不能将其耳闻目见之史实,搜辑保存,得毋反欲以现代之信史,责望诸吾子孙耶?所谓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有构成史料之价值者何耶?例如本年之事,若粤桂川湘鄂之战争,若山东问题日本之提出交涉与我之拒绝,若各省议会选举之丑态,若京津间中交银行挤兑风潮,若上海商教联合会之活动等,凡此等事,皆有其来因去果,将来在史上确能占有相当之篇幅,其资料皆琅琅在吾目前,吾辈不速为收拾以贻诸方来,而徒日日欷歔,望古遥集,奚为也?其渐渐已成陈迹者,例如三年前学界之五四运动,如四年前之张勋复辟,如六年前之洪宪盗国,如十年前之辛亥革命,如二十年前之戊戌政变、拳匪搆难,如二十五年前之甲午战役。等等,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之人,犹有存者。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如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如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无足采者。”(《游侠列传?赞》。)凡此皆用现存之实迹或口碑为史料之例也。
(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 前项所论,为实迹之全部,盖并其能活动之人与所活动之相皆具焉。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矣;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求诸西洋,例如埃及之金字塔及塔中所藏物,得此而五六千年前之情状,略可见焉;如意大利之三四名都,文艺复兴时代遗物,触目皆是。此普遍实迹之传留者也。例如入埃汾河之索士比亚遗宅,则此诗圣之环境及其性行,宛然在望;登费城之议事堂,则美十三州制宪情状凑会心目。此局部实迹之传留者也。凡此者苟有一焉,皆为史家鸿宝。我国人保存古物之念甚薄,故此类实迹能全者日稀,然亦非绝无。试略举其例:例如万里长城,一部分为秦时遗物,众所共见也。如始皇所开驰道,参合诸书,尚能察其路線,而二千年来官驿之一部分,多因其旧。如汉通西域之南北两道,虽中间一段沦于沙漠,而其沿袭至今者十尚六七。凡此之类,殆皆非人力所能湮废,而史家永世之宝也。又如今之北京城,其大部分为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西一四○<五>[六]至一四二○。)间所造,诸城堞、宫殿乃至天坛、社稷坛等,皆其遗构;十五世纪之都会,其规模如此其宏壮而又大段完整以传至今者,全世界实无此比。此外各地方之城市,年代更古者尚多焉。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象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 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 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蠔壳为墙,墙厚二尺余,结构致密,乃胜砖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蒐积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
(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 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渒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巨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西一一○八。)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佚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宁非快事? 然吾因此忽涉遐想,以为数千年来河患如彼其剧,沿旧河道两岸城邑如巨鹿之罹厄者或不止一次,不止一处,颇冀他日再有发现焉。若果尔者,望国人稍加注意,毋任其如今度之狼籍也。
(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 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阀阅不替之国,恒能护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赝。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 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其能再现者,则如金石陶甋之属,可以经数千年瘗土中,复出而供吾侪之揅索。试举其类:一曰殷周间礼器:汉许慎《说文序》,言“郡国往往于山川间得鼎彝”,是当时学者中,已有重视之者,而搜集研究,曾无闻焉;至宋代始启端绪,寻亦中绝; 至清中叶以后而极盛。据诸家所记有文字款识之器,宋代著录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录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内府所藏尚不与焉。 此类之器,除所镌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二曰兵器:最古者如殷周时之雕戈矢镞等,最近者如汉晋间弩机等。三曰度量衡器:如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锺、汉钫、汉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四曰符玺: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鱼符,又秦汉间玺、印、封泥之属,出土者千数,于研究当时兵制官制,多所补助。五曰镜属:自秦汉至元明,比其年代,观其款识,可以寻美术思想发展之迹。六曰货币:上溯周末列国,下迄晚清,条贯而絜校之,盖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也。此六者皆铜器之属,此外铜制杂器存者尚多,不备举。铜在诸金属中,比较的能耐久,而冶铸之起原亦较古,故此类史料之供给,称丰富焉。然金属器一毁即亡,故失亦甚易,观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荫谓古代金属器在秦、后汉、隋、后周、宋、金曾经六厄,而随时沈蕴毁弃、盗铸改为者尚不与焉。 晚近交通大开,国内既无专院以事蒐藏,而胡贾恒以大力负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国。昔之丰富者,今转涸竭,又不独铜器为然矣。七曰玉石:古玉镌文字者少,故难考其年代,然汉以前物传至今者确不乏,以难毁故也。吾侪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种种联想:例如观其雕纹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观其流行之盛,可推见古代与产玉区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资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则久已成专门之学。自岐阳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拓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内容之足裨史料者几何,下条论之,兹不先赘。至如观所刻儒、佛两教所刻之石经,可以想见古人气力之雄伟,且可比较两教在社会上所凭借焉。 又如观汉代各种石刻画象,循溯而下,以至魏齐造象、唐昭陵石马、宋灵岩罗汉、明碧云刻桷、清圆明雕柱等,比较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矣。 又如桥柱、井阑、石阙、地莂等类,或可以睹异制,或可以窥殊俗,无一非史家取材之资也。八曰陶瓷:吾国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国名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别尤众,治者别有专家,不复具论。陶器比来出土愈富,间有碎片,范以极奇古之文字,流传当出三代上。综此两物以观其递嬗趋良之迹,亦我民族艺术的活动之一表征也。九曰瓦砖: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则以人造之砖瓦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发达最早,且呈种种之进步。今之瓦当砖甋,殆成考古一专科矣。十曰石层中之石器:兹事在中国旧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质学渐昌,始稍有从事者。他日研究进步,则有史以前之生活状态,可以推见也。
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此小部分之断片耳。故以上所举各项,在史料中不过占次等位置,或对于其价值故为夸大,吾无取焉。虽然,善为史者,固可以举其所闻所见无一而非史料,岂其于此可宝之故物而遗之?惟史学家所以与骨董家异者,骨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吾前所论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更进焉,例如当其研究铜器也,则思古代之中国人何以特精范铜而不能如希腊人之琢石;当其研究瓷器也,则思中古之中国人何以能独擅窑窯而不能如南欧人之制玻璃。凡此之类,在在归纳诸国民活动状况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则一切死资料皆变为活资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
(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 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觏。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硙、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形、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夥,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髣髴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无论若何淹博,安能尽见其所欲见之物?从影印本中间接复间接以观其概,亦慰情胜无也已。
(二)文字记录的史料 前项所论记录以外的史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欲作数千年之史,而记述又亘于社会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灵于记录明矣。然记录之种类亦甚繁,今当分别论列之。
(甲)旧史。 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例如《晋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与本史相隔太远,而又官局分修无人负责也。《魏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魏收之人格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元史》所以不餍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仅举正史数部以为例,其余编年、别史、杂史等皆然,持此义以评衡诸史,则价值标准,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奏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毫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纪社会纪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幾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纪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馀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料]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
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烝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乙)关系史迹之文件。 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蒐辑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余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 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余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牍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
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 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
(丙)史部以外之群籍。 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试举其例:
群经之中如《尚书》,如《左传》,全部分殆皆史料,《诗经》中之含有史诗性质者亦皆属纯粹的史料,前既言之矣。余如《易经》之卦辞爻辞,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如《诗经》之全部分,如《仪礼》,即周代春秋以前之绝好史料。因彼时史迹太缺乏,片纸只字,皆为瓌宝,抽象的消极的史料,总可以向彼中求得若干也。以此递推,则《论语》、《孟子》,可认为孔孟时代之史料;《周礼》中一部分,可认为战国史料;二戴《礼记》,可认为周末汉初史料。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在此等书中搜觅史料之方法,当于次章杂举其例。至原书中关于前代事迹之记载,当然为史料的性质,不必更论列也。
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一一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一一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蒐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纪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一一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蒐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又岂惟书籍而已,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试举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帐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瓌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于人口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
(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 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观牛弘“五厄”之论,可为浩叹。 他项书勿论,即如《隋书?经籍志》中之史部书,倘其中有十之六七能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高僧传》等同其运命,原本流传以迄今日者,吾侪宁不大乐?然终已不可得,其稍弥此缺憾者,惟恃类书。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古籍中近于类书体者,为《吕氏春秋》,而三代遗文,赖以传者已不少。现存类书,自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以迄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卷帙浩瀚,收容丰富。大抵其书愈古,则其在学问上之价值愈高,其价值非以体例之良窳而定,实以所收录古书存佚之多寡而定也。 类书既分类,于学者之检查滋便,故向此中求史料,所得往往独多也。
自清乾隆间编“四库”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逸书多种,尔后辑佚之风大盛。如《世本》、《竹书纪年》及魏晋间人所著史,吾辈犹得稍窥其面目者,食先辈蒐辑之赐也。
(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 欧洲近代学者之研究埃及史、巴比伦史,皆恃发掘所得之古文籍。盖前此臆测之词,忽别获新证而改其面目者,比比然矣。中国自晋以后,此等再发现之古书,见于史传者凡三事:其一在西晋时,其二在南齐时,其三在北宋时,皆记录于竹木简上之文字也。 原物皆非久旋佚,齐、宋所得,并文字目录皆无传。其在学界发生反响者,惟东晋所得,即前所述汲冢竹书是也。汲冢书凡数十车,其整理写定者犹七十五卷,当时盖为学界一大问题。学者之从事研究者,有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荀勖、和峤、续咸、挚虞、谢衡、潘滔、杜预等,其讨论概略,尚见史籍中。 其原书完整传至今者,惟一《穆天子传》耳;其最著名之《竹书纪年》,则已为赝本所夺。尤有《名》及《周食田法》等书,想为极佳之史料,今不可见矣。而《纪年》中载伯益、伊尹、季历等事,乃与儒家传说极相反,昔人所引为诟病者,吾侪今乃藉睹历史之真相也。 《穆传》所述,多与《山海经》相应,为现代持华种西来说者所假借。此次发见之影响,不为不巨矣。
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燉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符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余沥,犹得七千余轴,私人所分弆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
(己)金石及其他镂文。 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无俟喋陈。例如有含摩拉比Khammu Rabi之古柱,而巴比伦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丰碑,而印度佛教传播之迹大显。西方古代史迹,半取资于此途矣。惜我国现存金石,其关于典章文物之大者颇少。以吾侪所闻诸史乘者,如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其目的盖欲将法律条文镂金以传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类之鸿宝阙如,实我学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瓌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 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象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 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 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人中国之久。 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五]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朔]间。)等;西部之《裴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獲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宋?]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四]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 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 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 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 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 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画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象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象千余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象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稀,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俨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線、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 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 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瓌宝也。 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蒐集,竟得九十余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虚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寖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
(庚)外国人著述。 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 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 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 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 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 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蒐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巨,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 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稗贩迄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彝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借?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揅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第五章 史料之蒐集与鉴别
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蒐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蒐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蒐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揅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最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蒐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 ?地理志》、《水经注》蒐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蒐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一一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蒐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余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線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殚,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廿二史箚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平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级,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乙)我国未有纸以前,文字皆“著诸竹帛”。然《汉书?艺文志》各书目,记篇数者什之七八,记卷数者仅十之二三,其记卷数者又率属汉中叶以后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应用为时甚晚。又据《史记》、《汉书》所载,当时法令、公文、私信什有九皆用竹木简,知当时用竹之广远过于用帛。再证以最近发见之流沙坠简,其用缣质者皆在新莽以后,其用纸质者皆在两晋以后。因此可以下一假说曰:“战国以前誊写文书,不用缣纸之属;两汉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说曰:“魏晋以后,竹木简牍之用骤废。”(丙)吾侪读历代高僧传,见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或云讲某经某论若干遍,或云为某经某论作注疏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见,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宋以后僧侣不讲学问。”(丁)吾侪试检前清道咸以后中外交涉档案,觉其关于教案者什而六七;当时士大夫关于时事之论著,亦认此为一极大问题。至光宣之交,所谓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国以来则几无有。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自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民教互仇之现象殆绝。”此皆消极的史料例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
亦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例如某时代中国人口有若干,此问题可谓为研究一切史迹重要之基件,吾侪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无法足以副吾之望。盖吾国既素无统计,虽以现时之人口,已无从得其真数,况于古代?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然吾侪绝不敢置信,且彼所记亦断断续续,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乎吾侪蒐集之路殆穷。又如各时代物价之比率,又吾侪所亟欲知也。然其纪载之阙乏,更甚于人口,且各时代所用为价值标准之货币,种类复杂,而又随时变紊,于是乎吾侪蒐集之路益穷。若斯类者,虽谓之无史料焉可矣。虽然,吾侪正不必完全绝望。以人口问题论。吾侪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者,姑作为假定,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再益以方志专书一一例如常璩《华阳国志》、范成大《吴郡记》等记述特详者,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一一例如《左传》记“卫戴公时卫民五千七百三十人” ,《战国策》记苏秦说齐宣王言“临苗七万户,户三男子”等,凡涉及此类之文句,一一钞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征兵制度、口算制度,一一研究,而与其时所得兵数所得租税相推算。如此虽不敢云正确,然最少总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较近真之资料;然后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若有人能从此用力一番,则吾侪对于历史上人口之智识,必有进于今日也。物价问题,虽益复杂,然试用此法以求之,所得当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绝之事项,吾敢信其必无,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蒐集之或难或易耳。抑尤当知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蒐而比观之耳。
以上所举例,皆吾前此所言抽象的史料也。然即具体的史料,亦可以此法求之。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例如《史记》关于墨子之记述,仅得二十四字,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苟卿列传》。)此史料可谓枯渴极矣。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至数千言。(看《墨子间诂》。)例如周宣王伐俨狁之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所述,皆仅寥寥数语,而王国维生三千年后,乃能将其将帅其战综其战状,详细考出,历历如绘。(看《雪堂丛刻》。)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又如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此西史上所艳称也。然中国人对于此物之来历沿革,罕能言者。美人夏德F.Hirth所著《中国古代史》,则考之甚详。其所征引之书,则其一《韩非子》,其二《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其三《古今注》,其四《后汉书?张衡传》,其五《宋书?礼志》,其六《南齐书?祖冲之传》,其七《宋史?舆服志》,其八《续高僧传?一行传》,其九《格致镜原》引《本草衍义》,其十《梦溪笔谈》,其十一《朝野佥载》,其十二《萍洲可谈》,其十三《图书集成?车舆部》。以上所考,是否已备虽未敢断,然吾侪读之,已能将此物之渊源,得一较明确之观念。夫此等资料,明明现存于古籍中,但非经学者苦心蒐辑,则一般人末由察见耳。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囵语,而他无征焉。九世纪时,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一一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其所谓后此五朝争立之乱者,即指五代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一一罗盘针,制纸,火药一一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涂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蒐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目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廿<四>[五]《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宮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一时搢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蒐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蒐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蒐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级,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借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蒐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第二 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線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似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一一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人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一一韩、城濮、鞌、邲、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線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治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例如向来言中国佛教起源者,皆云汉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经西域三十六国入印度求得佛经佛像,但吾侪据《后汉书?西域传》及他书,确知西域诸国自王莽时已与中国绝,凡绝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复通,永平七年正西域与匈奴连结入寇之时,安能派使通过其国?又如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余年春申君之古迹?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回护。此如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
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济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例如旧史言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神农牛首人身,言蚩尤铜头铁额。吾辈今日终无从得直捷反证,确证诸人之身首头额与吾辈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断言世界决无此类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旧史皆谓为帝喾之子、帝尧之异母弟,同为帝舜之臣。吾辈今日无从得一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虽然,据旧史所说,尧在位七十年乃举舜为相,舜相尧又二十八年,尧即位必当在喾崩后,假令契、稷皆喾遗腹子,至舜即位时亦当皆百岁,安得复任事?且尧有此圣弟而不知,又何以为尧?且据《诗经》所载殷人之颂契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之颂稷也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彼二诗者皆所以铺张祖德,倘稷、契而系出帝喾,岂有不引以为重之理?是故吾侪虽无积极的反证以明稷、契为别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极的认其非喾子尧弟也。又如旧史称周武王崩后,继立者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摄政。吾辈今日亦无直接之反证以明其不然也。但旧史称武王九十三而终,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则成王即位时已二十三,不可谓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虽非必不可能,然实为稀有;况吾侪据《左传》,确知成王尚有邘、晋、应、韩之四弟,成王居长嫡,下有诸弟,嗣九十三岁老父之位而犹在冲龄,岂合情理?且犹有极不可解者,《书经?康诰》一篇,为康叔封卫时之策命,其发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谓“王”者谁耶?谓武王耶?卫之建国,确非在武王时。谓成王耶?康叔为成王叔父,何得称为弟而呼以小子?然则继武王而践祚者,是否为成王,周公是否摄政抑更有进于摄政,吾侪不能不大疑。
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举第一例一一人首蛇身等等,吾侪既推定其必无是理。然则何故有此等传说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伏羲、神农等皆神话的人物,非历史的人物。凡野蛮时代之人,对于幻境与实境之辨,常不明了,故无论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有半神半人的性质。然则吾侪可以假定羲、农诸帝实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像,而缘幻实不分之故,口碑相传,确以为曾有如此形像之人。指为真,固非真,指为伪,亦确非有人故为作伪也。如所举第二例一一稷、契既决非喾子,又不能知其为何人之子,汉儒且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说。然则稷、契果无父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稷、契亦有父亦无父。彼辈皆母系时代人物,非父系时代人物。吾侪闻近代欧美社会学家言,已知社会进化阶级,或先有母系然后有父系;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之女子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时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无从知也。契只知其为简狄之子耳,稷只知其为姜嫄之子耳,父为谁氏,则无稽焉;于是乎有“吞鸟卵而生”、“履大人迹而生”之种种神话。降及后世父系时代,其子孙以无父为可耻,求其父而不得,则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喾子之说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复求,转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无父感天者不必圣人,盖尽人莫不然也。如所举第三例一一成王若继武王而立,其年决非幼,无须摄政;卫康叔受封时,其王又确非康叔之侄而为康叔之兄。吾侪于是可以立一假说,谓继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时所行者乃兄终弟及制,非传子立嫡制。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傅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刺刺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傅会的聚讼一埽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缐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一八七六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 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 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 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絜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線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借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一一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麹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弒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纪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弒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翻之,卒乃在《新[唐]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弒。”于是叶护弒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一一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借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寖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涂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传》、《窃愤录》之类皆是也。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数永存,在势实有所不能。书籍新陈代谢,本属一般公例,而史部书之容易湮废,尤有其特别原因焉:(一)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故秦焚书而“诸侯史记”受祸最烈;试检明、清两朝之禁毁书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类书真有价值者本不多,或太琐碎,或涉虚诞,因此不为世所重,容易失传;不惟本书间有精要处因杂糅于粗恶材料中而湮没,而且凡与彼同性质之书,亦往往被同视而俱湮投。(三)其书愈精要者,其所叙述愈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专门家无此兴味;一般人对于此类书籍,辄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种种原因,故此类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尽,势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岂人生精力所能遍读?于是乎在史学界占最要之位置者,实为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国宝书为资料而作《国语》,司马迁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为资料而作《史记》。《国语》、《史记》之成立,与其书中所叙史迹发生时代之距离,或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见之直接史料为蓝本,今则彼所见者,吾侪已大半不复得见,故谓之间接。譬诸纺绩,直接史料则其原料之棉团,间接史料则其粗制品之纱缐也。吾侪无论为读史为作史,其所接触者多属间接史料,故鉴别此种史料方法,为当面最切要之一问题。
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此最简单之鉴别标准也。
虽然,适用此标准,尚应有种种例外焉。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何谓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与俄皇尼古拉第二来往私函数十通,研究十九世纪末外交史之极好史料也,然一九二○年以前之人不及见,以后之人乃得见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岂非时代极早?然吾侪宁信任五百年后魏源或柯劭态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旧《元史》。何则?吾侪所认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亲征录》等书,魏柯辈得见,而明初史馆诸人不得见也。何谓再现者?例如罗马之福林,邦渒之古城,埋没土中二千年,近乃发现,故十九世纪末人所著罗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过于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侪因此得知殷代有两古王为《史记?三代世表》所失载者,盖此史料为吾侪所见而为司马迁所不得见也。
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家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所谓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书》,虽时代极近,然吾侪对于彼之信任,断不能如信任司马迁、班固也。所谓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时在近时代不能尽情宣布,在远时代乃能之。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所谓史识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别择之能力,存乎其人。假使刘知幾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寿、令狐德棻辈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为在异族之朝编前代之史,然以万斯同史稿作蓝本所成之《明史》,决非脱脱辈监修之《宋史》所能及也。要而论之,吾侪读史作史,既不能不乞灵于间接的史料,则对于某时代某部门之史料,自应先择定一两种价值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选择之法,合上列数种标准以衡之,庶无大过。至于书中所叙史实,则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质言之,则无论何项史料,皆须打几分折头。吾侪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
右论正误的鉴别法竟。一一次论辨伪的鉴别法。
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仲作,……假使此诸书而悉真者,则吾国历史便成一怪物,盖社会进化说全不适用,而原因结果之理法亦将破坏也。文字未兴时代之神农,已能作《本草》,是谓无因;《本草》出现后若干千年,而医学药学上更无他表见,是谓无果。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涂径大起混乱也。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大抵战国秦汉之交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以前书,伪者殆不少。新莽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周礼》及其他古文经皆是。晋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晚出《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其他各时代零碎伪品亦尚不少,且有伪中出伪者,如今本《鬼谷子》、《鶡冠子》等。莽、晋两朝,刘歆、王肃作伪老手,其作伪之动机及所作伪品,前清学者多已言之,今不赘引。战国秦汉间所以多伪书者,(一)因当时学者本有好“托古”的风气,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自重。(说详下。)本非有意捏造一书,指为古人所作,而后人读之,则几与伪托无异。(二)因当时著述家本未尝标立一定之书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转传钞,或合数种而漫图一名,或因书中多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三)因经秦焚以后,汉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两项为战国末多伪书之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之原因。
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吾侪宜具知之,否则征引考证,徒费精神。例如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时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致劳汉学专门家、天文学专门家合著专书以讨论。 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谳;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刺刺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欲知此类伪书,略翻清《四库书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为真者未必遂真,指为伪者大抵必伪,此学者应有之常识也。
然而伪书孔多,现所考定者什仅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糅者,尚不知凡几。吾侪宜拈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一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左传》,“晋乘、楚梼杌”之名,虽见《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诸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二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
三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拚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
四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
五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 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
六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真《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乱也。
七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义,然迁《自序》明言“<讫>[至]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安敢保必无窜乱耶?
八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下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九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入楞伽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
十 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繙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
十二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于鉴别伪书之法,虽未敢云备,循此以推,所失不远矣。一面又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之必真:
一 例如《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经六朝、唐、元、清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确有日食。中外历对照,应为西纪前七七六年,欧洲学者亦考定其年阳历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北部确见日食。与前所举《胤征》篇日食异说纷纭者正相反。因此可证《诗经》必为真书,其全部史料皆可信。
二 与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记“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据欧洲学者所推算,前者当纪前七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后者当纪前六零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东兖州府确见日食。因此可证当时鲁史官记事甚正确;而《春秋》一书,除孔子寓意褒贬所用笔法外,其所依鲁史原文,皆极可信。
三 更有略同样之例,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 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
四 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例如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之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为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
五 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釐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六 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吾前所举十二例绳之,无一适用者。故其书虽诡异,不宜凭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
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今请举伪事之种类:
一 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如汉魏六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伪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
《魏志?武帝纪》 《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曹操自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此等伪迹昭彰,虽仍之不甚足以误人,但以云史德,终不宜尔耳。
二 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勣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以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
三 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四 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孔子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闿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五 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六 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子,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
[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人类非机械,故史迹从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阅时而再见者。而中国著述家所记史迹,往往不然。例如尧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尧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阳城。桀有妹喜,纣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纣必有肉林;桀有倾宫,纣必有琼室;桀有玉杯,纣必有象箸;桀杀龙逢,纣必杀比干;桀囚汤于夏台,纣必囚文王于羑里;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商之将亡,内史向挚必出奔周。此类乃如骈体文之对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齐太公诛华士,子产诛邓析,孔子诛少正卯,三事相去数百年,而其杀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杀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几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则所谓桀、纣如何如何者,毋乃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恶德之标准?所谓杀邓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仅某时代之专制家所捏造以为口实?(邓析非子产所杀,《左传》已有反证。)吾侪对于此类史料,最宜谨严鉴别,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实也。
七 有纯属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例如《庄子》言“鲲化为鹏,其大几万里”,倘有人认此为庄周所新发明之物理学,或因此而诋庄周之不解物理学,吾侪必将笑之。何也?周本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也。周岂惟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亦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岂惟周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古今无数作者亦多未尝与吾侪谈历史。据《德充符》而信历史上确有兀者王骀曾与仲尼中分鲁国,人咸笑之;据《人间世》而信历史上确有列御寇其人者则比比然,而《列子》八篇,传诵且与《老》、《庄》埒也。据《离骚》而信屈原尝与巫咸对话,尝令帝阍开关,人咸笑之;据《九歌》而信尧之二女为湘君、湘夫人者则比比然也。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寄其乌托邦的理想,而桃源县竟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辞》,谓其出塞时或当如乌孙公主之弹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为昭君掌故也。吾侪若循此习惯以评骘史料,则汉孔融与曹操书,固尝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吾侪其将信之也?清黄宗羲与叶方霭书,固尝言“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吾侪其亦将信之也?而不幸现在众人共信之史迹,其性质类此者正复不少。夫岂惟关于个人的史迹为然耳?凡文士所描写之京邑、宫室、舆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会情状,恐多半应作如是观也。
以上七例,论伪事之由来,虽不能备,学者可以类推矣。至于吾侪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亦略可得言焉:
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例如《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吾侪读至此,试掩卷一思,下一句当如何措词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此如吾问“某甲是否杀某乙”,汝答曰:“否。人不应杀人。”人应否杀人,此为一问题,某甲曾否杀某乙,此又为一问题,汝所答非我所问也。万章续问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既主张天下非尧所与,则应别指出与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与之。”宇宙间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与人,非惟万章无征,即孟子亦无征也。两造皆无征,则辩论无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认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举出反证以抉其伪,乃从奚之智不智贤不贤,作一大段循环论理。诸如此类,皆支离于本问题以外,违反辨证公例,学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吾既屡言之矣。反证以出于本身者最强有力,所谓以矛陷盾也。例如《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吾侪即从《汉书》本文,可以证此事之伪。其一,《景十三王传》云:“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则共王应薨于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则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国《汉书》无专传,《史记?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蚤卒。”《汉书?兒宽传》云:宽“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考《百官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国为博士,总应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则下距巫蛊祸作时,已过五十,安得云蚤卒?既已蚤卒,安得献书于巫蛊之年耶?然则此事与本书中他篇之文,处处冲突。王充云:“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论衡?语增篇》。)既无法以证明他篇之为伪,则《艺文志》所记此二事,必伪无疑也。
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例如鱼豢《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陈寿《三国志》则云:“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豢与寿时代略相当,二说果孰可信耶?吾侪今已得最有力之证据:则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苟吾侪不能证明《出师表》之为伪作,又不能证明亮之好妄语,则可决言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又如《唐书?玄奘传》称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铭》则云六十九,此两说孰可信耶?吾侪亦得最有力之证据,则奘尝于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二语,则奘寿必在六十外既无疑。而显庆二年下距奘卒时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为《塔铭》不误之正证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为证据,此绝对不可抗之权威也。又如《魏略》云: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欲证此事之伪,则后主(禅)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知后主确以十七岁即位,若生于小沛,则时已三十余岁矣。此史料虽非禅亲自留下,然出于与彼关系极深之诸葛亮,其权威亦相等也。又如《论衡》辨淮南王安之非升仙,云“安坐反而死,天下共闻”。安与司马迁正同时,《史记》叙其反状死状,始末悉备。故迁所记述,其权威亦不可抗也。右所举四例,其第一第二两例,由当事人自举出反证,第三例由关系人举出反证,第四例由在旁知状之见证人举出反证,皆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虽然,吾侪所见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备。例如《孟子》中,万章问孔子在卫是否主痈疽,孟子答以“于卫主颜雠由。……”此次答辩,极合论理,正吾所谓举反证之说也。虽然,孟子与万章皆不及见孔子,孟子据一传说,万章亦据一传说,孟子既未尝告吾侪以彼所据者出何经何典,万章亦然。吾侪无从判断孟子所据传说之价值是否能优于万章之所据。是故吾侪虽极不信“主痈疽”说,然对于“主颜雠由”说,在法律上亦无权以助孟子张目也。遇此类问题,则对于所举反证,有一番精密审查之必要。例如旧说皆云释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灭度,当西纪前九百五十年。独《佛祖通载》(卷九。)有所谓“众圣点记”之一事,据称梁武帝时有僧伽跋陀罗传来之《善见律》,卷末有无数黑点,相传自佛灭度之年起,佛弟子优波离,在此书末作一点,以后师弟代代相传,每年一点,至齐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罗下最后之一点,共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则佛灭度应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当西纪前四百八十五年,与旧说相差至五百三十余年之多。是则旧说之伪误,明明得一强有力之反证矣。虽然,最要之关键,则在此“众圣点记”者是否可信.吾国人前此惟不敢轻信之,故虽姑存此异说,而旧说终不废。及近年来欧人据西藏文之《释迦传》以考定阿阉世王之年代,据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据巴利文之《锡兰岛史》以考定锡兰诸王之年代,复将此诸种资料中有言及佛灭年者,据之与各王年代比较推算,确定佛灭年为纪前四八五年(。或云四百八十七年,所差仅两年耳。)于是众圣点记之价值顿增十倍。吾侪乃确知释迦略与孔子同时,旧说所云西周时人者,绝不可信;而其他书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迹,亦皆不可信矣。
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例如《商君书?徕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史记?扁鹊传》,既称鹊为赵简子时人,而其所医治之人,有虢太子,有齐桓侯等;先简子之立百三十九年而虢亡,田齐桓侯午之立,后简子死七十二年,错迕纠纷至此,则《鹊传》全部事迹,殆皆不敢置信矣。其与此相类者,例如《尚书?<尧>[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假令孔子垂教而称中国人为汉人,司马迁著书而称中国人为唐人,有是理耶?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以上所举诸例,皆甚简单而易说明,亦有稍复杂的事项,必须将先决问题研究有绪,始能论断本问题者。例如《<尧>[舜]典》有“金作赎刑”一语,吾侪以为三代以前未有金属货币,此语恐出春秋以后人手笔。又如《孟子》称,舜封象于有庳,“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吾侪以为封建乃周以后之制度,“使吏治其国”云云,又是战国后半期制度,皆非舜时代所宜有。虽然,此断案极不易下,必须将“三代前无金属货币”、“封建起自周代”之两先决问题经种种归纳的研究立为铁案,然后彼两事之伪乃成信谳也。且此类考证,尤有极难措手之处:吾主张三代前无金属货币,人即可引《<尧>[舜]典》“金作赎刑”一语以为反证一一(近人研究古泉文者,有释为“乘正尚金当爰”之一种,即指为唐虞赎刑所用,盖因此而附会及于古物矣。)吾主张封建起自周代,人即可引《孟子》“象封有庳”一事为反证一一以此二书本有相当之权威也。是则对书信任与对事信任,又递相为君臣,在学者辛勤审勘之结果何如耳。
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例如前所举万章问“孔子于卫主痈疽”事,同时又问“于齐主侍人瘠环”。孟子答案于卫虽举出反证;于齐则举不出反证,但别举“过宋主司城贞子”之一旁证。吾侪又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游齐主高昭子,二次三次游卫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痈疽、瘠环之说,盖伪也。又如鲁共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之关系,既有确据以证其伪,河间献王等与古文《毛诗》之关系,张苍等与古文《左传》之关系,亦别有确据以证其伪,则当时与此三书同受刘歆推奖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礼》,虽反证未甚完备,亦可用“晚出古文经盖伪”之一假说略为推定矣。此种推论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界,颇极稳健;应用于历史时,或不免危险。因历史为人类所造,而人类之意志情感,常自由发动,不易执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亲近正人君子,固有证据,然其通变达权,亦有证据。南子而肯见,佛肸、弗扰召而欲往,此皆见于《论语》者,若此三事不伪,又安见其绝对的不肯主痈疽与瘠环也?故用此种推论法,只能下“盖然”的结论,不宜轻下“必然”的结论。
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例如旧说有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之事,万斯同斥其伪,谓“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钱大昕著《万季野传》。)此所谓物证也。又如旧说有“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阊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王充斥其伪,谓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论衡?书虚篇》。)此皆根据生理学上之定理以立言,虽文籍上别无他种反证,然已得极有价值之结论。此所谓理证也。吾侪用此法以驭历史上种种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无限迷雾。但此法之应用,亦有限制,其确实之程度,盖当与科学智识骈进。例如古代有指南车之一事,在数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断其伪,今日则正可度理以证其不伪也。然则史中记许多鬼神之事,吾侪指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发明一种“鬼神心理学”,而此皆为极可宝之资料耶?虽然,吾侪今日治学,只能以今日之智识范围为界。“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终是寡过之道也。
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一一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韩非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蹻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氐、羌来享,武王征师羌、髳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準、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玁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二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余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線,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祈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压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翖五部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卻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寖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九十一]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i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est Goth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
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于窝瓦河Volga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恼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已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六五]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八]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玁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搆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搆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了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絜,是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种名
族名
国 号
创业主
国 都
年数
被灭

北狄种
匈奴
汉(前赵)

北 凉

刘渊一刘聪
刘曜
沮渠蒙逊
赫连勃勃
初平阳(山西临汾)
迁长安(陕西省城)
张掖(甘肃张掖)
统万(陕西怀远)
初襄国(直隶邢台)
一五

四三
二五
后赵

后魏
后魏


后 赵
(冉魏)
石勒—石虎
冉闵
迁邺(直隶临漳)
三四
前燕

西
巴蛮
成(汉)
李雄
成都(四川省城)
四四
东晋

羌种

前 秦
后 凉
苻健—苻坚
吕光
长安
姑臧 (甘肃武威)
长安
四四
一八
三四 后秦
后秦
东晋


后 秦
姚苌 姚兴

东胡种


前 燕

后 燕
西 燕
南 燕
西 秦
南 凉
后 魏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垂
慕容冲
慕容德
乞伏国仁
秃发乌孤
拓跋珪
初龙城(内蒙古土默特右翼)
迁邺
中山(直隶定县)
中山
广固(山东益都)
宛川(甘肃清远)
乐都(甘肃西宁)
三四

二六

一三
四七
一八 前秦

北燕

东晋

西秦

汉种
前 凉
西 凉
北 燕
张重华
李暠
冯跋
姑臧
敦煌(甘肃敦煌)
龙城
二八
二八
二八
前秦
北凉
后魏

 



右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己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绩,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一一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凋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恩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一一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还元;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一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轻养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轻”与“养”。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轻养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撤;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一一二加二为四,轻养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一一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一一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顗,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一一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一一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寖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一一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众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为另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屑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一一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一一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借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借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寖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巘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奧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既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一一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一一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蒐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殽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一一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一一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综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缐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一一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奧、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一一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奧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末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
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未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一一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一一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一一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约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奧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果因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间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雅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入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厉;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末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此义和团直接业报之要点也。由直接业报复产出间接业报,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论上言之,义和团所产业报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各国瓜分中国或共同管理。其二,汉人自起革命,建设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觉悟,厉行改革。然事实上皆以种种条件之限制,不能办到。其第一种,以当时中国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国力量不及,且意见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种,以人民厌恶满洲既久,且列国渴望得一新政府与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间革命党,无组织无势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绝无此种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种,因前两种既不能办到,而经此创巨痛深之后,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势甚顺,故有可能性;然孝钦及清廷诸臣,皆非其人,故不可能。治史者试先立一可能性之极限,而观其所以不能之由,则于推论之术,思过半矣。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义和团直接业报,更间接产种种之果。就对外关系论: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当匪势正炽时,日本藉端与我国深相结纳,首由英提议劝日本就近出重兵。是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后英国为应付俄军起见,议结所谓中俄密约者,虽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此其荦荦大者也。就内政关系论: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断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此两种影响,乃从国民性根柢上加以摇动。此两歧路之发展的可能性皆极大,在今日殊未能测其变化之所届。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剧。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已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藉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右所举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于是而一“史迹集团”遂告终焉。
吾不惮繁重,详举此例,将借一最近之史迹其资料比较的丰富且确实者,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涂径为何如。此区区一史迹,其活动时间,不过半年,其活动地域,不过数百里,而欲说明其因缘果报之关系,其广远复杂乃至如是。学者举一反三,则于鉴往知来之术,虽不中,不远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绪论

此次所讲的《历史研究法》,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一则因为本人性情,已经讲过的东西不愿再讲;再则用旧的著作做讲演稿,有甚么意思!诸君不要以为此次所讲的就是前次讲过的,我那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供参考而已。此次讲演实为旧作的一种补充。凡《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已经说过的,此次都不详细再讲。所以本篇可名之为《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总论的部分,因为是补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不足,所以很零乱,没有甚么系统。分论的部分,因为注重各种专史的作法,所以较复杂,更丰富;其内容又可分为五项:
(一)人的专史 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例如《孔子传》、《玄奘传》、《曾国藩年谱》等。
(二)事的专史 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例如晚明流寇、复社本末、洪杨之乱、辛亥革命等。
(三)文物的专史 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华)所讲《文化史》即属此项性质。此在专史中最为重要。
(四)地方的专史 即旧史之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各地发展之经过多所悬殊,旧史专以帝都所在为中心,实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真相,所以应该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达之迹。其边地如滇、黔、西域、关东等,尤当特别研究。
(五)断代的专史 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但不必以一姓兴亡画分。例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
虽然专史并不只此五种,然粗略分类,所有专史大都可以包括了。例如人的传记,一人如何做,多人如何做,年谱如何做;又如事的本末,战争如何做,变革如何做,兴亡如何做;其他文物的考据,断代的划分,应该如何。这类问题,以后每次讲一项,仔细研究,具体讨论,每项举一个例,将各种专史的做法,分门别类,讲演一番,于诸君曰后自己研究上,或者较有益处。
总论之部,计分三章,其目如下:
第一章 史之目的
第二章 史家之四长
第三章 <四>[五]种专史概论
此三章,不伦不类,没有甚么系统与组织。其原因,一则因为有许多方法,旧作已经讲过,此外不必细述;再则因为此次讲演,专重专史的研究,那些空空洞洞的理论也没有细说的必要。这样一来,所以总论三章不得不极其简略了。
总论
第一章 史的目的
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在中国他种书籍尚不敢说,若说历史书籍,除《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九通》及九种《<记>[纪]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栋,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譬如电影,由许多呆板的影片凑合成一个活动的电影,一定有他的意义及价值,合拢看,是活的,分开看,是死的。吾人将许多死的影片组织好,通上电流,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使人感动。研究历史也同做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给现代人应用。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
甲 求得真事实
(一)钩沉法 想要求得真事实,有五种用功的方法。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欧洲当中世纪的时候,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邦渒等处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此类事实,不专限于古代,即在近代亦有许多事实没去了,要把他钩出来,例子亦很不少。如俾士麦死了以后,他日记才流传出来;那日记上面所记的与前此各种记录所传的大不相同,于是当时历史上欧洲诸国的关系因而有许多改观的地方。此种例子,在中国尤其繁多:在光绪二十六、七年间,有一次,德皇威廉第二发起组织中俄德联盟,相传结有密约。关于欧洲方面的史料虽略有发现,关于中国方面的史料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件事的真相,非设法问当时的当事人不可。慈禧太后死了;庆亲王奕劻当时掌握朝政,想来很了然,可惜没有法子去问。此外,孙宝琦当时为驻德公使,在理应该清楚,但他并没有记载下来。若不趁这时间个明白,此项史料便如沉落大海了;我们若把他钩起来,岂非最有趣味最关紧要的事情?
(二)正误法 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其多。比如现在京汉路上的战争,北京报上所载的就完全不是事实。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报纸,所有官电,逐日仔细批阅抄录,用功可谓极勤,但结果毫无用处。在今日尚如此,在古代亦是一样,而且还要错误得更利害些。
以上两种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上讲得很详,此处用不着细说了。其实吾人研究历史,不单在做麻烦工作及寻难得资料,有许多资料并不难觅,工作亦不麻烦的题目,吾人尤其应该注意。近人考据,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难题,这种精神固然可取,但专门考校尚非主要工作;没有问题的资料应当如何整理,极其平常的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实为重要问题。上述二项,讲的是含有特别性的事实的处理方法。下面三项,专讲含有普通性的事实的处理方法。
(三)新注意 有许多向来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例如诗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可因以获得许多带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现在北京大学有人在那里研究了。还有许多普通现象、普通事务,极有研究的价值的。例如用统计的方法研究任何史料,都可有发明;从地理上的分配及年代的分配考求某种现象在何代或何地最为发达,也就是其中的一种。又如西域的文化,从前人看得很轻,普通提到甘肃、新疆,常与一般蛮夷平等看待,以为绝对没有甚么文化。但据最近的研究,一一尤其是法国人德国人的研究,一一发见西域地方在古代不特文化很高,而且与中国本部有密切的关系,许多西方文化皆从西域输入。此外,有许多小事情,前人不注意,看不出他的重要,若是我们予以一种新解释,立刻便重要起来。往往因为眼前问题引出很远的问题,因为小的范围扩张到大的范围。我们研究历史,要将注意力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
(四)搜集排比法 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例如扫帚草是一株极平常的植物,栽花栽到扫帚草,一点也不值得注意;但是若把它排成行列,植成文字,那就很好看了。所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正是这个意思。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又如中国人过节,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一年之中要过许多的节;单过中秋,觉得没有甚么意义;若把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排比起来,加以比较,然后研究为甚么要过节,过节如何过法,就可以从这里边看出许多重要的意义:或者是纪念前哲,或者娱乐自己;国民心理的一部分,胥可由此看出。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散落零乱时,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所以历史家的责任,就在会搜集,会排比。
(五)联络法 第四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同时的材料,第五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先后的材料。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这样:若是不联络看,没有甚么意义可言;假如仔细研究,关系极其重要。
上述对于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若研究过去事实,此五种方法都有用,或全用,或用一二种不等。以下再讲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
乙 予以新意义
所谓予以新意义,有几种解释。或者从前的活动,本来很有意义,后人没有觅察出来,须得把它从新复活。所谓“发潜阐幽”,就是这个意思。或者从前的活动,被后人看错了,须得把它从新改正。此种工作,亦极重要。前一项例子比较的少,后一项例子比较的多。譬如研究周公的封建制度,追求本来用意究竟何在。有人说封建是社会上最好的制度、最有益的制度,到底周公采用封建,就是因为它是最有益的制度吗?其实周公意思并非认封建对于全体社会有何益处,不过对于周朝那个时代较为适用较为有益而已。又如研究王荆公的新法,追求他本来用意究竟何在。从前大家都把他看错了,都认为一个聚敛之臣。到底荆公采用新法,完全以聚敛为目的吗?其实荆公种种举动,都有深意。他的青苗、保甲、保马、市易诸法,在当时确是一种富国强兵之要术。到了后来,仍然常常采用呢。还有一种,本来的活动完全没有意义,经过多少年以后,忽然看出意义来了。因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一一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如像说梦话或受催眠术等,都是。一一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许多事本来无意义,后人读历史才能把意义看出。总括起来说,吾人悬拟一个目的,把种种无意义的事实追求出一个新意义,本来有意义而看错了的,给他改正,本有意义而没觉察的,给他看出来。所谓予以新意义,就是这样解释。
丙 予以新价值
所谓予以新价值,就是把过去的事实,从新的估价。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研究历史的人,两种都得注意,不可有所忽视。甚么是一时的价值?有许多事实,在现在毫无价值,在当时价值很大。即如封建制度,确是周公的强本固基的方法,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全靠这种制度维持。吾人不能因为封建制度在今日没有用处,连他过去的价值亦完全抹杀。历史上此类事实很多,要用公平眼光从当时环境看出他的价值来。甚么是永久的价值?有许多事实,在当时价值甚微,在后代价值极为显著。即如晚明士大夫之抗满清,在当时确是一种消极的无效果的抵制法,于满清之统治中国丝毫无损,但在辛亥革命时,才知道从前的排满是有价值的,而且在永久的民族活动上,从前的排满也是极有价值。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总括起来说:就是从前有价值,现在无价值的,不要把它轻轻抹杀了;从前无价值,现在有价值的,不要把它轻轻放过了。
丁 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新意义与新价值之解释既明,兹再进而研究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所谓活动,亦有二种解释,即社会活动方面与个人活动方面。研究两方面的活动,都要求出一种用处。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甚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甚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
先言社会活动方面:社会是继续有机体,个人是此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吾人不论如何活动,对于全盘历史,整个社会,总受相当束缚。看历史要看他的变迁,这种变迁就是社会活动。又分二目:
(一)转变的活动 因为经过一番活动,由这种社会变成他种社会,或者由一种活动生出他种活动,无论变久变暂、变好变坏,最少有一大部分可以备现代参考。通常说一治一乱,我们要问如何社会会治,如何社会会乱;并且看各部分各方面的活动,如像君主专制之下,君主、宰相的活动以及人民的活动,如何结果,如何转变。这样看出来的成败得失,可以供吾人一部分的参考。
(二)增益的活动 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因是之故,第一要知道文化遗产之多少。若不知而创作,那是白费气力。第二要知道添土的方法。我是中国一分子,中国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文化自然增高了。
次述个人活动方面:严格说起来,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看历史要看他的影响,首当其冲者就是个人活动。亦可分为二目:
(一)外的方面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自从朱子以后,读此书的人都说他“最能益人神智”。甚么叫益人神智?就是告诉人对于种种事情如何应付的方法。此即历史家真实本领所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就少了。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光书有好几处纪载史事,不看下面,想不出应付的方法,再看下面,居然应付得很好。这种地方,益人神智不少。
(二)内的方面 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也当特别注意。但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读史,外的益处,固然很多,内的益处,亦复不少。
史家有社会、个人两方俱顾虑到的,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智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
戊 读史的方式
附带要说几句:关于读历史的方法,本来可以不在这儿讲,不过稍为略说几句,对于自己研究上亦有很大的益处。如何读历史,才能变死为活,才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经验,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
(一)鸟瞰式 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撮影,都极其清楚不过。又可以叫做飞机式的读史方法。
(二)解剖式 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这种方法又可以叫做显微镜的读史方法。
此回所讲,偏于专史性质,既较精细深刻,所以用的方法以解剖式为最多。然用鸟瞰式的时候亦有。最好先得概念,再加以仔细研究。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参考书目,关于专门的,我想开一总单,不分章节。因为图书馆少,恐怕分配不均。开一总单,则彼此先后借阅,不致拥挤。下礼拜打算就开出来。(名达按:先生后因身体不健,未及编此参考书目。)关于一般的,可以先读下列各书;没读过的非读不可,读过的不妨重读。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二)《史通》 刘知幾
(三)《通志》(总叙及二十略叙) 郑 樵
(四)《文史通义》 章学诚
(五)《章氏遗书》(关于论史之部) 章学诚

第二章 史家的四长
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
子元、实斋二人所讲,专为作史的人说法。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标准亦很难说,即如太史公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诸书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虽不敢自称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训练工作则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长之说,就不得不细细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甲 史德
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部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一)夸大 一个人做一部著作,一一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一一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二)附会 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妻]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三)武断 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历史,绝对不下断案是不行的。一一断案非论断,乃历史真相。即如尧舜禅让,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固极难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一一但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
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民国十五年来的事实,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断案,我自己就常无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战事,吴佩孚在汉口,究竟如何措施?为甚么失汉阳?为甚么失武胜关?若不谨慎,遽下断案,或陷于完全错误亦未可知。又如同学之间,彼此互作传记,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写出来,尚不容易,何况古人,何况古代事实呢?所以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这是很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诸君亦用鉴空衡平的态度来批评。
乙 史学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史学。前人解释史学,太过空洞,范围茫然,无处下手。子元、实斋虽稍微说了一点,可惜不太清楚。现在依我的意见,另下解释。
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经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研究组织,成为著述呢?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
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们做学问,切勿以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真是一无所知,那才可耻哟。别的学问如此,史学亦然。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万不可以贪多。如想做文学史,便应专心研究,把旁的学问放开。假使又嫌文学史范围太大,不妨再择出一部分,如王静安先生单研究《宋元戏曲史》之类。做这种工作,不深知诗史词史,或可以;对于本门,则务要尽心研究,力求完备。如此一来,注意力可以集中,访问师友,既较容易,搜集图书,亦不困难,才不至游骑无归,白费气力。有人以为这样似太窄狭,容易抛弃旁的学问,其实不然。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
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古人所讲,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决择取舍;以十之<一二>[二三],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关于涉猎,没有甚么特别法子;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约有下面所列三项:
(一)勤于抄录 顾亭林的《日知录》,大家知道是价值很高。有人问他别来几年,《日知录》又成若干卷?顾氏答应他说,不过几条。为甚么几年功夫才得几条?因为陆续抄录,杂凑而成,先成长编,后改短条,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记称,见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写满了蝇头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见他抄书之勤。顾氏常说:“善读书不如善抄书。”常常抄了,可以渐进于著作之林。抄书像顾亭林,可以说勤极了。我的乡先生陈兰甫先生作《东塾读书记》,即由抄录潠成。新近有人在香港买得陈氏手稿,都是一张张的小条,裱成册页。或一条仅写几个字,或一条写得满满的。我现在正以重价购求此稿,如能购得,一则可以整理陈氏著作,一则可以看出他读书的方法。古人平常读书,看见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积之既久,可以得无数小条;由此小条,辑为长编;更由长编,编为巨制。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学问如此,做专门学问尤其应当如此。近来青年常问我,研究某事,甚么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质问,便苦于答不出来。因为资料虽然很丰富,却是很散漫,并没有一部现成书把我们所要的资料凑在一处以供取携之便。就这一点论,外国青年做学问,像比我们便宜多了。他们想研究某种问题,打开百科辞典或其他大部头的参考书,资料便全部罗列目前。我们却像披沙拣金,拣几个钟头,得不到一粒。但为实际上养成学问能力起见,到底谁吃亏,谁便宜,还是问题。吃现成饭吃惯了的人,后来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颗饭,都经过自己的汗血造出来,入口便更觉异常甘美。我们因为资料未经整理,自己要作筚路蓝缕、积铢累寸的工作,实是给我们以磨练学问能力之绝好机会。我们若厌烦,不肯做,便错过机会了。
(二)练习注意 初学读书的人,看见许多书,要想都记得,都能作材料,实在很不容易。某先辈云:“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浮起来了。”如何才能使书中字浮凸起来?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注意。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甚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甚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那一项,那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办得到,无论读到甚么书,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样办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于练习。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范围,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亦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读书贵勤于抄录,如果看不出注意点,埋头瞎抄,那岂不是白抄了吗?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间,煞费功夫,非有特别训练不可。
(三)逐类搜求 甚么叫逐类搜求?就是因一种资料,追寻一种资料,跟踪搜索下去。在外国,工具方便,辞典充备,求资料尚不太难;中国工具甚少,辞典亦不多,没有法子,只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读《孟子》,读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语,因有此语,于是去搜寻当时的书,看有甚么人在甚么地方说过这类的话。《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是墨翟、宋钘也。”孙仲容因得这种资料,加以组织,作《墨学传授考》、《墨家诸子钩沉》等文,作得的确不错。为甚么能有那样著作?就是看见一句话,跟踪追去。这种工作,就叫做逐类搜求。或由简单事实,或由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又追寻他书。诸君不要以为某人鸿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实无论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记,不过方法好,或由平时记录,或由跟踪追寻,即可以得许多好材料。
此外方法尚多,我们暂说三门以为示范的意思。工作虽然劳苦,兴味确是深长。要想替国家作好历史,非劳苦工作不可。此种工作,不单于现在有益,脑筋训练惯了,用在甚么地方都有益。诚然,中国史比西洋史难作,但西洋史或者因为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学能力减少了,好像常坐车的人两腿不能走路一样。一种学问,往往因为现存材料很多,不费气力,减少学者能力。这类事实很多。所以我主张要趁年富力强,下几年苦工,现在有益,将来亦有益;读书有益,作事亦有益。
丙 史识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须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譬如苹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顿善于观察,就发明万有引力。开水壶盖冲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观察,就发明蒸汽机关。无论对于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观察,并且要继续不断的做细密功夫,去四面观察。在自然科学,求试验的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的事实。但凡稍有帮助的资料,一点都不可放松。
观察的程序,可以分为两种:
(一)由全部到局部 何谓由全部到局部?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真是理想的历史,要把地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这才算得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这回所讲专史,就是由全部中划出一部分来,或研究一个人,或研究一件事,总不外全部中的一部;虽然范围很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们研究戏曲史,算是艺术界文学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对于戏曲史稍有发明,那就非有艺术文学的素养不可。因为戏曲不是单独发生、单独存在,而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假使对于社会状况的变迁、其他文学的风尚,尚未了解,即不能批评戏曲。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国戏曲,一方面要看外国戏曲,看他们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谋而合,或者是互相感应。若不这样做,好的戏曲史便做不出来。不但戏曲史如此,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要具得有这种眼光,锐敏的观察才能自然发生。
(二)由局部到全部 何谓由局部到全部?历史不属于自然界,乃社会科学最重要之一,其研究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历史为人类活动之主体,而人类的活动极其自由,没有动物植物那样呆板。我们栽树,树不能动,但是人类可以跑来走去。我们养鸡,鸡受支配,但是人类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行为。凡自然的东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历史由人类活动组织而成,因果律支配不来。有时逆料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应该发生某种现象,但是因为特殊人物的发生,另自开辟一个新局面。凡自然界的现象,总是回头的、循环的,九月穿夹衣,十月换棉袍,我们可以断定。然而历史没有重复的时代,没有绝对相同的事实。因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活动,可以发生非常现象。所谓由局部观察到全部,就是观察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如何前进、如何退化,可以使社会改观。一个人一群人特殊的动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响,发生变化。单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只能看回头的现象、循环的现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动作。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看其动机所在,仔细观察,估量他对于全局的影响,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观察看不出来。
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历史好像一条长练,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所以对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要用细密锐敏的眼光去观察它。
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有两件应当注意的事情:
(一)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 在历史方面,我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人记载或言论所束缚。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很大的权威,压迫我们。我并不是说,前人的话完全不对。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前人如果全对,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至少要对前人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们对于前人的话,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面去观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亦当加以修正。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然以现代学风正往求新的路上走,办到这步尚不很难。
(二)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这件事情,那才真不容易。戴东原尝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以人蔽己,尚易摆脱;自己成见,不愿抛弃,往往和事理差得很远,还不回头。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譬如朱、陆两家关于无极、太极之辩,我个人是赞成陆象山的。朱晦翁实在是太有成见了,后来让陆象山驳得他无话可说,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陆与朱的信,说他从前文章很流丽。这一次何其支离潦草,皆因回护前说所致。以朱晦翁的见解学问,尚且如此,可见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几年前曾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这固然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弱点,但是我若认为做学问不应取此态度,亦不尽然。一个人除非学问完全成熟,然后发表,才可以没有修改纠正。但是身后发表,苦人所难。为现代文化尽力起见,尤不应如此。应当随时有所见到,随时发表出来,以求社会的批评才对。真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现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还要与七十九挑战。这样说法,似乎太过。最好对于从前过失,或者自觉,或由旁人指出,一点不爱惜,立刻改正,虽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精神,无论做甚么学问,都应当有,尤其是研究历史,更当充实起来,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评。某甲某乙不足,应当补充;某丙某丁错了,应当修改:真做学问,贵能如此。不为因袭传统所蔽,不为自己成见所蔽,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
丁 史才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术的。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章实斋作《文史通义》,把文同史一块讲。论纯文学,章氏不成功;论美术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对于作史的技术,了解精透,运用圆熟,这又是章氏的特长了。
史才专讲史家的文章技术,可以分为二部:
子 组织
先讲组织。就是全部书或一篇文的结构。此事看时容易,做时困难。许多事实摆在面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拢来,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术差一点的人,就难组织得好。没有在文章上用过苦功的人,常时感觉困难。
组织是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又分二事:
(一)剪裁 许多事实,不经剪裁,史料始终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譬如一包羊毛不能变成呢绒,必有所去,必有所取,梳罗抉剔,始成织物。搜集的工作,已经不容易;去取的工作,又更难了。司马光未作《资治通鉴》之前,先作长编。据说,他的底稿,堆满十九间屋。要是把十九间屋的底稿全体印出来,一定没有人看。如何由十九间屋的底稿做成长编,又由长编做成现在的《资治通鉴》,这里面剪裁就很多了。普通有一种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资料,不肯割爱。但欲有好的著作,却非割爱不可。我们要去其渣滓,留其菁华。这件事体,非常常注意不可。至于如何剪裁的方法,不外多作,用不着详细解释。孰渣孰菁,何去何留,常常去作,可以体验得出来。
(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坏。譬如天地玄黄四个字,王羲之是这样写,小孩子亦是这样写,但是王羲之写得好,小孩子写得坏,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凡讲艺术,排列的关系却很大。一幅画,山水布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间屋,器具陈设得宜,亦很好看。先后详略,法门很多。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然,虽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错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纵会搜集,也是枉然。至于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学力,一部分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现在姑讲几种通用的方法,以为示例。
(1)即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章实斋说:“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史家所记载,总不能不凭借前人的话。《史记》本诸《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书》本诸《史记》,何尝有一语自造?却又何尝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队伍如故而旌旗变色,此为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叶以后作史者,专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阮芸臺作《国史?儒林传》,全是集前人成语,从头至尾,无一字出自杜撰。阮氏认为是最谨严的方法。他的《广东通志》、《浙江通志》,谢启昆的《广西通志》,都是用的此法,一个字,一句话,都有根据。这种办法,我们大家是赞成的,因为有上手可追问。但亦有短处,在太呆板。一一因为有许多事情未经前人写在纸上,虽确知其实,亦无法采录;而且古人行为的臧否与批评,事实的连络与补充,皆感困难。一一吾人可师其意,但不必如此谨严。大体固须有所根据,但亦未尝不可参入一己发见的史实。而且引用古书时,尽可依做文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行注明出处或说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虽然好,但亦是很难。我尚未用,因为我懒在文章上作功夫。将来打算这样作一篇,以为模范。把头绪脉络理清,将前人的话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缝隙来。希望同学亦如此作去。
(2)用纲目体,最为省事。此种体裁,以钱文子的《补汉书兵志》为最先。(在《知不足斋丛书》内。)顶格一语是正文,是断案,不过四五百字。下加注语,为自己所根据的史料,较正文为多。此种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静安先生的《胡服考》,《<两汉>[汉魏]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国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虽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缩自如,改动较易,又为前法所不及。 (3)多想方法,把正文变为图表。对于作图表的技术,要格外训练。太史公作《史记》,常用表,“旁行斜上,本于周谱”,然仍可谓为太史公所发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体,遂开许多法门。若无此体,就不能网罗这样许多复杂的材料同事实。欧美人对于此道,尤具特长。有许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们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真是不容易,异样的材料便须异样的图表才能安插。我去年尝作《先秦学术年表》一篇,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所以这种造表的技术,应该特别训练。
丑 文采
次讲文采。就是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这不在对象的难易,而在作者的优劣。没有文章素养的人,实在把事情写不好,写不活。要想写活写好,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
文采的要素很多,专择最要的两件说说:
(一)简洁 简洁就是讲翦裁的功夫,前面已经讲了。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比如饮龙井茶,茶少水多为薄,叶水相称为厚。不为文章之美,多言无害;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奧,总要词达。所谓“<词>[辞]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
(二)飞动 为甚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好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面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学之类,尚可不必注意到这点。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此种技术,非练习不可。
如何可以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从组织起,到文采止,有不满意处,就改,或翦裁,或补充。同一种资料,须用种种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后,摆在面前细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还可再改。这种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从至笨来。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经过几许甘苦。比如梅兰芳唱戏唱得好。他不是几天之内成功的。从前有许多笨工作,现在仍继续不断的有许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五种专史,前文已经提到过。第一,人的专史;第二,事的专史;第三,文物的专史;第四,地方的专史;第五,时代的专史。本章既然叫着概论,不过提纲挈领的说一个大概;其详细情形,留到分论再讲。
甲 人的专史
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
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譬如欧洲大战,若无威廉第二、威尔逊、路易乔治、克里孟梭几个人,历史当然会另变一个样子。欧洲大战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样结果。又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一一甚至于连我梁启超一一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甚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这就可见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的历史不可轻视了。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看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的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
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所有好的历史,都是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书中为一人作专传的很少。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多人的列传,如布达鲁奇的《英雄传》,专门记载希腊的伟人豪杰,在欧洲史上有不朽的价值。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因此,我们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某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甚么有那种力量。
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在政治上有大影响的人如此,在学术界开新发明的人亦然。先于各种学术中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为中心,把这个学问的过去、未来及当时工作都归纳到本人身上。这种作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拿着历史主眼。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能造历史的人物,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乙 事的专史
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甚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好像天上的星辰,我们看去是分散的;天文家看去,可以分出十二宫。无论何种事物,必把破碎的当作集团,才有着眼的地方。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迹看为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就是记事本末体。现代欧美史家,大体工作,全都在此。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不过中国从前的记事本末,从袁枢起,直到现在,我都嫌他们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即如《通鉴<记>[纪]事本末》把《资治通鉴》所有事实,由编年体改为记事本末体,中间就有些地方分得太琐碎,有些地方不免遗漏。也因为《资治通鉴》本身偏于中央政治,<他>[地]方政治异常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更不用提。所以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大集团固然要研究,再分小点,亦可以研究。凡集团事迹于一时代有重大影响的,须特别加以注意。
比如晚明时代的东林、复社,他们的举动,可以作为一个集团来研究,把明朝许多事实都归纳到里边。一方面可以看,类似政治团体的活动,以学术团体兼为政治团体,实由东林起,至复社而色彩愈显。这是中国史上一大事实,很值得研究。研究东林、复社始末,方面很多。本来是学术机关,为甚么又有团体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可以看出学术的渊源及学风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看在野的智识阶级的主张。每逢政治腐败的时候,许多在野学者,本打算闭户读书,然而时势所迫,又不能不出头说话:这种情形,全由政治酝酿而成。非全部异常明了,一部很难了解。至于复社,本来是一个团体的别名,同时的其他团体尚多,不过以复社为领袖,成为一个联合会社的性质。我们研究创社人的姓名及各社员的籍贯,或作小传,或作统计,可以看出复社的势力在于何部,明亡以后,复社的活动于当时政治有何影响,满洲入关,复社人物采取若何态度。从这些地方着手,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了如指掌了。
又如清世宗(雍正)的篡位前后情形,可以作为一个集团来研究,把那时候许多事实都归纳到里边。这件事情,比较复社始末,材料难找得多。因事涉宫闱,外人很难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很大,是清史主要的部分。假使没有雍正,就不会有乾隆,道、咸、光、宣更不用说了。内容真相若何,牵涉的方面很多。有关于外国的,如喇嘛教与天主教争权,因为世宗成了功,后来喇嘛教得势,天主教衰落。有关于学术的,如西洋科学之输入,因天主教被排斥,亦连带的大受影响,几乎中绝。有关于藩属的,如清代之羁縻蒙古、西藏,亦以喇嘛教为媒介;即经营青海,还是要借重他。这种事情,蒙古、西藏文中稍微有点资料,可以明了一部分;中国文字资料就很少。即如年羹尧的事迹,当然和清史很有关系,我们看《东华录》及《雍正上谕》的纪载,极其含糊,得不着一个明了的概念。若把所有资料完全搜出,可以牵连清朝全部历史的关系.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应当挑出一极大之事,作为集团,把旁的事实都归纳到里面,再看他们的关系影响。研究一个集团,就专心把这个集团弄明白了。能得若干人分头作去,把所有事的集团都弄清楚,那末全部历史的主要脉络就可一目了然了。
丙 文物的专史
最古的文物史,要算《史记》的八书。《史记》于本纪、列传之外,另作《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后来班固作《汉书》,改称为志,不以人为主,而以某制度或某事物为主。凡所叙述,皆当代的文物典章。自太史公创此例后,后代历史,除小者外,如二十四史,皆同此例。而杜佑所作《通典》,纯以制度为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一一加以考核。马端临仿其体裁作《文献通考》,范围更大,义蕴更博。《通典》所述,限于一代朝制;《通考》所述,则于朝制之外,兼及社会状况。此种著作,中国从前颇为发达,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物的历史。《通典》、《通考》可谓各种制度的总史,不是各种制度的专史。在杜佑、马端临那个时候,有《通典》、《通考》一类著作,便已满足了。此刻学问分科,日趋精密,我们却要分别部居,一门一门的作去。一个人要作经济史,同时又要作学术史、目录学,一定做不出有价值的著述来。要作经济史,顶好就专门研究经济。要作学术史,顶好就专门研究学术。要治目录学,顶好就研究《艺文志》、《经籍志》等。不惟分大类而已,还要分小类。即如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历代《食货志》。食货中包含财政及经济两大部分,财政、经济又各有若干的细目。我们不妨各摘其一项,分担研究,愈分得细愈好。既分担这一项,便须上下千古,贯彻融通。例如专研究食货中的财政的,在财政中又专研究租税,在租税中又专研究关税;那末中国外国及关于关税的资料都要把他搜集起来,看关税如何起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关税不平等的原因事实影响如何,乃至现在的关税会议如何召集、如何进行,关税自主的要求如何运动,一一记载,解释明白。这种的工作,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实得多,有意思得多,有价值得多。因为整部的文物,很笼统,很含混,无从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所以我主张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个大纲,如经济、文艺、学术、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条;再于每条之下,分为若干类,如经济之分为财政、租税,文艺之分为文学、美术,学术之分为经、史,民族之分为原始、迁徙、同化,宗教之分为道、佛等。择其最熟悉、最相近者,一个时候作一类,或者一个人作一类。久而久之,集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难完全畅晓了。
丁 地方的专史
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最古的方志要算《华阳国志》了。以后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县有县志。近代大史家章实斋把方志看得极重;他的著作,研究正史的与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前人作史,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只有几个分裂时代以各国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但中心地亦不过几个,一一三国有三个,十六国有十六个,一一究未能平均分配。研究中国史,实际上不应如此。普通所谓某个时代到某个程度,乃指都会言之;全国十之七八全不是那样一回事。我们试看分述研究的必要。比如一向称为本部十八省的云南,在三国以前,与中国完全无关;自诸葛渡泸以后,这才发生交涉。然而云南向来的发展,仍不与全部历史的发展相同。唐时的南诏,宋时的大理,都是半独立的国家。清初吴三桂据云南,亦取半独立的态度。三藩之乱既平,设置巡抚,始与本部关系较密。然民国十五年来,云南直接受中央辖制者不过二三年,其余诸年仍然各自为政。自古及今,云南自身如何发展;中原发达的时候,云南又受何等影响,有何种变化:这都是应当划分出来单独研究的事情。又如广东,是次偏的省分,其文化的发达,亦不与中原同。自明以前,广东的人物及事实,不能影响到中原的历史,亦于中原的历史上没有相当的地位。再如安南、朝鲜,现在不属中国,然与中国历史关系很深。安南作中国郡县较广东为早,在黎氏、莫氏独立尚未终了时,欧人东来,遂被割去。若云南当南诏、大理或吴三桂独立未终时,外人适来,恐亦将被割去啊。所以我们对于安南、朝鲜这一类地方,也应当特别研究。不能因为现在已经失掉而置之不理。上面所说的,还是边远省分。说近一点,如中原几省,最初居住的是什么人?河南、山东如何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心?后经匈奴、东胡民族的蹂躏,又起了多大变化?这些都是应当特别研究的事情。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普通说中国如何如何,不过政治中心的状况,不是全国一致的状况。所以有作分地的专史之必要。广博点分,可以分为几大区,每区之中,看他发达的次第。精细点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每县每市,看他进展的情形。破下工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
戊 断代的专史
在整部历史中,可以划分为若干时代,如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中,可以又划分为若干部分,如人的,事的,文物的,地方的。含着若干部分,成为一个时代;含著若干时代,成为一部总史。总史横集前述四种材料,纵集上下几千年的时间。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时代的专史就是从前所谓断代为史,起自班固,后世因之,少所更改。不过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为研究便利起见,挑出几样重大的变迁,作为根据,勉强分期,尚还可以。若不根据重大变迁,而根据一姓兴亡,那便毫无意义了。皇帝尽管常换,而社会变迁甚微,虽属几代,仍当合为一个时期。皇帝尽管不换,而社会变迁极烈,虽属一代,仍当分为几个时期。比如南北朝,总共不过百六十七年,而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有北魏、北齐、北周三代。若以一姓兴亡分,应当分为四个或三个时期了。然此百六十七年间,社会上实无多大变化,所以我们仍当作为一个时期研究。其次述五代。五代不过五十二年,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若以一姓兴亡分,应当分为五个时期;然此五十二年间,社会上亦没有多大变化,所以我们应当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上面是说皇帝换姓而社会不变的,虽然是分,应当合拢来研究。又有皇帝姓氏不换而社会变迁剧烈的,虽然是合,应当分开来研究。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后,思想、学术、政治、外交、经济、生活无一不变。不特是清代历史的大变迁,并且是全部历史的大变迁。我们尽可以把道、咸以前,划分为一个时期,道、咸以后,另划为一个时期,不必拘于成例,以一姓兴亡作为标准,笼统含糊下去。果尔,一定有许多不便利的地方。历史是不可分的,分期是勉强的。一方面不当太呆板,以一姓兴亡作根据,像从前一样;换一方面,又不当太笼统,粗枝大叶的,分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比较妥当一点的,还是划春秋为一个时期,战国为一个时期,两汉为一个时期(或分或合均可),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一个时期,隋、唐为一个时期,宋、辽、金、元、明为一个时期,清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分法,全以社会变迁作标准。在一个时期当中,可以看出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改换的大势,比较容易下手,材料亦易搜集。不管时期的长短,横的方面,各种事实要把它弄清楚。时代的专史,为全通史的模型。专史做得好,
通史就做得好。此种专史,亦可分每人担任一项,分别做去。
以上讲五种专史的概说,以下就要讲五种专史如何做法。按照现在这个次序,一种一种的讲去。同学中有兴趣的,或者有志作史家的,于五种之中,认定一项,自己搜集,自己研究,自己著述,试试看。果能聚得三五十个同志,埋头用功,只须十年功夫,可以把一部顶好的中国全史做出来。人数多,固然好;若不然,能得一半的同志,甚至于十个同志,亦可以把整部历史完全做出。我担任这门功课,就有这种野心。但是能否成功,那就看大家的努力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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